必一运动·(B-sports)官方网站必一运动·(B-sports)官方网站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MSc Gender, Media and Culture（以下简称“GMC”）在社交媒体上被认为是LSE第二难申请的专业，在2021年，该项目的中国学生录取率仅为4%
该专业的中国学生申请占比一直比较高，在总申请者中占比为60%-70%，从2017年开始，中国学生的录取率呈下降趋势。因此，也就有了以上“小红书”截图的普遍共识。
今年2月底，摆渡学人的学员曾反馈她所在的GMC申请微信群的学生一直没有人拿到录取，有学生等了16周仍然没有收到消息。
3月20日，摆渡学人这位学员在系统上看到“玄学”（即LSE的网申系统在正式下录取前会改变状态），ta说当时微信群、小红书和外网还没有看到该项目有中国学生录取。
即使到了六月底，该项目发出的录取在网上看到的仍然是个位数。那么，为什么这个项目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申请难度如此之大呢？这是一个目前在留学界公开信息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录取率低是一个事实，这个不可否认。但如果这个事实背后的隐藏的假设是一个“劝退声明”的话， 那么就会使得原本合适申请该项目的学生，也会被劝退了，错失了适合自己的专业，也会丧失与LSE结缘的机会。因此，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对此项目申请实践进行初步研究，以供合适的申请者一些有益的建议。
23fall录取捷报 LSE性别、媒体与文化硕士：从本科电影开始，我从未停止关注媒介中的女性表征MSc GMC
基于以上考量，本文试图跳出“LSE第二难录取的专业”的描述性框架，回归到该项目的核心关怀，剖析中国学生在理解该项目上存在偏差，而这些偏差又如何导致申请的失败。
由此，本文的贡献则在于，在留学界目前的“描述性框架”往前推进一步，以“解释性框架”梳理LSE的GMC为何难，难在何处，有何制度根源，增进我们对此项目申请实践的认知。
1. 性别和媒体的交叉研究主要是研究什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媒体的性别表征，以及它的当代意义？中国申请者在该方向上有何理解盲区？
第一个误区在于对性别表征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而没有考虑到表征背后是谁在生产媒介内容，以及背后的权力关系是什么；
第二个误区在于申请者缺乏社会科学的视角，未能理解该项目是社会科学的取径，因而未能考虑到媒体表征如何影响人的性别身份形成，受众如何接受媒体的影响。
本文接下来将通过介绍性别和媒体的核心关怀，以及该领域的发展背景，并提出中肯建议帮助申请者如何准确理解LSE的GMC，并用自身经验匹配其核心关怀。
性别和媒体的交叉研究，开始于女权主义学者在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权利人士开始关注女性平权之外的话题（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主要是争取女性在教育、就业方面的权利），即女性的身体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
而媒体在女性的身份和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恰逢大众视听媒体变得更加发达，性别和媒体研究学者的研究重心开始集中在媒体的性别表征（representation）。
首先，representation可以理解成“代表性”，这包括女性在某些社会组织中的占比，还有在媒体报道中女性出现的比例，例如女性在政治新闻里面出现的比例；其次，它可以被理解为“表征”，即媒体是如何呈现女性的角色，以及塑造女性的形象，而这又如何影响了女性看待她们自身以及被社会看待。学者对于表征的关注，还与当时性别研究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 有关——性别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兴起。
Sex和Gender的概念被区别开来，对于性别的理解不再只是考虑生理差异（归于sex的讨论范畴），而更加重视性别的社会面向（归于gender的范畴）。Gender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中男女扮演的不同的性别角色、不同的性别行为，且这种角色是社会、文化建构的，这有利于解释男女之间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社会角色分工差异的来源。
正是由于gender概念的重要性提高，而媒体在如何影响人们的性别认知、角色身份形成方面又很重要，媒体的性别表征的研究才变得更为有价值。
申请者在理解“表征”时，常常会将其等同为描绘（depict）、呈现（present），并停留在文本层面。这种观点隐含了一种认识，即表征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媒体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呈现。这就意味着，有一种客观存在的性别形象，等待着媒体来进行呈现。但是这种客观存在的性别本身就被后结构主义者怀疑。后结构主义认为，没有唯一存在的现实被媒体进行表征。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纠正了上述对于表征的解释，提出另一种对于表征的理解，他提出的问题是谁来代表他人进行表征？比如政治人物会代表普通人，描述普通人的状况，这里可以理解为政治人物替代（stand in for）他人进行表征，那么表征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意义。
意义是被赋予的，权力——通过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试图将表征的含义固定在权力方支持的“首选意义”中。
解读表征，更有利于我们认清谁在创造意义。理解媒体中的性别表征，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谁在塑造女性的刻板形象，以及某些反刻板印象的媒体操作方式，背后是谁在想表达何种意义。
到了1980年代，媒体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体上开始出现讽刺、恶搞、模仿那些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的图像，多元和分散的性别符号开始成为主流。学术界，后结构主义对媒体和性别研究产生影响，后结构主义认为，那种纯粹的反映现实的表征是不存在的，表征只不过是存在于不同的人的头脑中，并没有单一的反映现实的表征。
换言之，并不存在单一的性别表征，现实中性别是多元的，表征也是如此。其次，性别的主体性也是多元的——不是传统理解上的统一的、理性的主体，而是分裂的、破碎的、充满矛盾的主体。
回顾历史，是为了回应为什么在申请时，申请者容易对representation进行误读。
笔者目力所及，在文学领域，有不少课题是涉及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表征，主要的写作角度是谈文学作品中如何呈现女性的。那么，这种对于表征的理解（正如前文引用斯图尔特·霍尔对于表征的定义时他也对此观点进行了纠偏），试图探讨文本是如何“呈现”女性形象，并把这种理解，延续到了媒体的性别表征。
再次强调，媒体的性别表征是强调媒体的意义创造，以及批判性地看待背后是什么权力在控制这种意义创造。
第一，当代的性别问题，在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呈现出多元的、可变的面向，讨论的问题不再只是男女的二元对立。例如过往的性别研究有很多讨论女性受压迫(the oppression of women)。如果对于性别问题的认知还只是停留在男女平权、男女家庭地位如何不平等，或者文学作品如何塑造了女性刻板印象这个层面，对于当代性别议题的理解和掌握是不够充分的，可以进一步了解西方学术界和实践中性别问题的多样性。
第二，当代关于性别问题的讨论的角度也有很大变化。例如，当代研究有很多涉及到女性的主体性的讨论，这可以在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端倪——后女性主义开始拒绝女性是父权制被动受害者的论调。这些思考性别的角度，对于我们更深刻理解当代性别问题以及申请性别相关的项目都是很有必要的。
1970年代，在研究媒体对于女性的表征问题上，研究方法多是采用针对媒介文本（例如广告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内容分析里有定量的部分，例如计算广告中多少女性是伴随着男性一起出现的，或者女性有多少次在广告中出现在厨房。
女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媒体上的形象可能是以家庭主妇居多，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 简称NOW）研究了广告中的女性表征问题并于1972年发表在纽约时代杂志，该研究分析了1200个商业广告，研究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广告把女性描绘成家庭主妇。
这种内容分析法也被另一些主张研究意义的学者所批判，他们主张用符号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的方式研究，而非仅仅关注广告中的图片所呈现的内容。后来的学者认为，1970年代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符号分析法和意识形态分析法）都依赖于媒体传播模型（transmission model of the media）的理论框架，即认为媒体是线性的、单向的传播关于女性的刻板的形象。这种媒体单向传播女性刻板印象的认知，在后结构主义思潮登上舞台后，开始被挑战和批判。
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性别开始被视为一种建构的、混合的、非纯粹的和表演的，性别也开始沿着阶级、主观性、性、表征和语言的方向进行讨论。
著名的性别研究者、哲学家、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Judith Butler将性别视为表演，或重复表演的结果，并在她的著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1990）中提出了性别表演性(Gender Performativity)一词。
LSE的GMC项目隶属于性别系所，它是一个性别和媒体的交叉项目，课程由性别系和媒体传播系共同提供。我们根据官网提供的介绍，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这个项目的核心关怀：
第一，媒体的表征有何社会影响：它如何影响人们看待自己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的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与不同的媒体形式有何关联；
如果我们把性别表征理解为性别在媒体中是如何被建构的，等同于gender in media，那么LSE的GMC不仅包含有这个面向；由于该项目根植于LSE的社科研究土壤，而且这个项目是建制在性别研究系，影响性别社会建构过程以及性别实践社会过程的因素千千万万，除了“媒体”（media）这个影响因子，还有policy，还有family structure，还有culture等等，也由此就有了性别系的其它专业需要侧重的面向，如MSc Gender, Policy and Inequality等。
由此观之，GMC是通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性别（social science approach to gender）的问题，换言之，LSE的GMC更强调媒体是如何在性别意识形态中产生影响（media in gender）——媒体的表征如何影响性别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人们对于性别角色的认知，以及媒体如何参与社会过程。
据笔者目力所及，中国学生在理解该项目上，第一个误区是对于性别表征的理解停留在文本层面，将表征理解为“呈现”，故没能展示出对于文本背后的生产关系、权力关系的思考。
这种理解可以通过知网的论文窥见一二。例如，中国知网上与电影相关的性别表征论文，主要是呈现的是电影对于女性角色的叙事内容，仅仅停留在文本的层面。
也由此，牛津大学的性别研究是一种单纯的“媒介中的性别”（假设我们把文学历史绘画等文本也看做是一种媒介形式的话），与LSE的性别研究系的风格是差异巨大的。我们在国内文学院、新闻学院受训的时候，往往会更为偏向下图的一类的研究取径，那么这一类申请者理应申请上图的牛津大学项目。
但是，一旦明确是申请院校为LSE，那么必然需要尊重其“社会科学取径”（social science approach）的特色。
做了以上的区分之后，我们下面就来看看，LSE的MSc Gender, Media and Culture是如何先研究“媒体中的性别”，且如何不止步于此，进一步地去讨论到“性别中的媒体”的相关议题。
例如该课程第三周主题是新闻、新闻业和性别（News, Journalism, and Gender），毫无疑问可以看出这是对于新闻报道中的性别问题的考察；
前文已经提及，女权主义者和学者是从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开始分析媒体的性别表征，更具体来说，她们所触及的不同的媒介形式包括：电影、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报纸、色情、新闻杂志、周六早上的卡通片、妇女和女孩杂志、流行音乐、漫画书、广告和肥皂剧（Carter C and Steiner L, 2004）。
只要是受众可以接触到的展演（performance）与性别内容有关的媒体，都可以是被研究的对象，不局限于电影、新闻。在形成我们申请GMC项目的问题意识之前，我们要审视一下我们关注的媒体形式是什么，常用media forms, media formats, media texts词汇来表达媒体形式，不同的媒体形式呈现的性别问题有何特殊性。
例如，第十五章讨论的是美国电视脱口秀节目，为以女性为主的观众提供了一个形成集体身份的机会。第十七章讨论当下的为女性开发的游戏软件，加固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还有肥皂剧这种颇受女性欢迎的节目形式，有很多亲密对话和家庭场景，这些女性熟悉的场景让女性感到喜悦，日复一日守着肥皂剧观看。
请注意这些个案研究，不完全是聚焦于媒体文本内容，而是更重视媒体与女性受众、用户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她们的性别意识、行为的影响。至此，就非常精准得回应了本小节开头提到的项目核心知识关怀的第一点：媒体表征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表征的内容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身份认同的。这就是一种对性别问题以不止于文本的、且以社会科学方式提问的视角。
关于GMC核心知识关怀的第二点：多样化的媒体形式如何参与其他社会过程，比如全球化和移民问题。
Boellstorff在印度尼西亚做了关于gay和lesbi群体的民族志，提出了一个对于性别、媒体与全球化三者关系的过程性思考，印尼的青少年中的gay&lesbi群体对自己是西方语境中所定义“gay”和“lesbian”的主置以及主体体验，并非是由媒介商品的全球化以及印尼人消费西方的gay media所引发的。从作者的田野资料我们可以略见一斑，如文中（见上图）Hasan表明，从印尼的主流媒体看到美国的gay demonstration才知道是一个“gay”，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男性的same-sex relationship以及experience。Boellstorff也回顾了印尼的媒体生产历史中，有gay&lesbi的内容描述出现之前，在印尼已经出现了印尼人的这一类的gay&lesbi的社会行为。
Boellstorff在此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此前关于queer politics的全球化问题，会认为媒体表征中的gay demonstration是一个非常积极证据，但是他的田野证据并不指向这是一个结论。从本文的田野可以看出，印尼青少年在same-sex relationship以及experience之前乃至之后一段时间，都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分类均没有概念，只有等看到媒体相关信息才会定义自己为gay&lesbi。
也由此，Boellstorff有力地证明了印尼青少年在性意识启蒙初期，其gay&lesbi行为中主体性介入，并非是西方的舶来品，也就是并非是“全球化主导文化强加的”，而是具有authenticity（原汁原味，原真性）。虽然media并非是same-sex行为形成的第一因素，但media也充当了一个作用就是让当事人进一步把自己进行了社会分类，而这种社会分类则是一种全球化的话语所影响，尽管这些全球化话语也经过“配音文化”（dubbing culture）以适应其在印尼社会的意义。
media是一个全球化话语的载体，但不能预设全球化一定有一个主导和被主导的角色，一个强势文化把另外一个弱势文化rape了。在地域化（localization）的过程中，地方人民原有的文化的原真性以及文化主体也会使用原以形成的主体性介入到阐述和再生产全球化的话语的过程中去。Boellstorff的文章，对话mass media theory只是其中一个贡献，实际上他还有三个贡献，并且主要是为了将dubbing culture这个概念作为民族志事件中一个反思性的概念，以对话全球化理论及文化理论。
笔者在此提及此文，是因为Boellstorff的文章结合了mass media, gender identity与globalization process三个维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性别的媒体表征是如何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一类研究的问题意识（如上文本框），以解释LSE GMC的第二个核心知识关怀。
至此，本文也再次证明，社会科学取径去研究“媒体与性别”并不只停留在文本层面，而是会像Boellstorff（2003）那样会去了解媒体的受众对媒体的性别表征内容的解读和意义/身份建构，从而更好地理解性别建构的社会过程。这就是一种不止于文本，把media视作是gender的影响因素之一，并探讨media与其他因素共同一起，在形成性别身份认同或者是促发性别政治全球化中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是人为的并列放置（juxtaposed）还是本身均是基本构成部分（constitutive），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一旦可以进入到这种层面的思考，那么就可以聚焦到LSE之GMC项目的社会科学取径特色了。
此外，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也强烈建议各位留学申请的同学，可以通过阅读性别和媒体的研究个案，因为这将有利于我们利用这些研究反身思考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并把我们感兴趣的性别问题变成申请文书的一部分。
例如，当我们看到抖音上关于性别的短视频时，看到比较火的女性博主@方文明模仿油腻男，一改男性凝视的刻板形象，你是否会思考抖音这种特殊的媒体有何特点——自媒体、短小、可以和受众互动？你是否思考女性受众对于该内容的反应如何？这样的媒体内容会否推动女性反向审视男性凝视，以及强化女性的主体性？
要思考媒体和受众的关系，在传媒研究领域，和受众研究、效果研究有关联。如果申请者要去对感兴趣的媒体上的性别内容进行观察，除了要理解具体的媒体形态有何特殊性，媒体内容有何特点（媒体的内容文本分析），理解媒体背后的生产逻辑，还要看媒体内容在受众群体的性别意识、身份认同方面产生何种影响。
而获知媒体内容的效果，在受众研究里面可以借用分析受众的回复、评论等内容获得，在效果研究里面可以通过调查问卷、访谈等方式获取受众对媒体内容的反馈，如以上的Boellstorff(2003)一文。
本文在本小节上部分，论证了LSE之GMC的社会科学取径，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证据，也加强这个观点。
GMC研究所需要的各种研究方法，可以在4门课中进行选择（如下图），其中MC4M1和MC4M7两门方法课由媒体和传播系提供，GI402由性别系提供，MY428由方法系提供。
MC4M1或者MC4M7课程会教授访谈、话语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视觉分析、问卷设计、个案研究、民族志和参与式观察。这些方法体现出项目在媒体的分析层面不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一种媒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性别系提供的GI402课程并不是教授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通过黑人、酷儿、后殖民和其他交叉女权主义理论来批判性地看待主流的性别理论。
方法系提供的MY428定性文本与话语分析Qualitative Text and Discourse Analysis课程，看上去是文本层面的分析方法，但是该课程实质是把文本和话语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入口，试图探究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问题。
综合来看，LSE的GMC的四门方法课都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路径，旨在教会学生在GMC领域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因而反推到申请上，我们在建构我们的兴趣问题的时候，要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进行思考。正如上一段所说的，可以通过观察受众的反馈来看媒体内容对受众的影响，同时可以通过调查和访谈等方式获取受众对于媒体上的性别内容的理解，这些内容如何影响了受众的性别意识、行为，进而影响了性别文化。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也有媒体和性别的交叉项目，即MA Gender, Media and Culture主要是借助文化研究、媒体和传播以及社会学理论就性别和媒体议题进行讨论。
基于上述对于项目的分析，本文对两篇申请LSE的GMC项目的个人陈述（以下简称为“PS”）进行对比。
H同学和J同学都是传媒相关背景，两位同学都对性少数群体在电影中的表征感兴趣。H同学的文书巧妙结合了个人经历，论证了与该项目的匹配，被该项目录取；J同学的文书却未能呈现出对于项目的深刻理解，遗憾被拒。
H同学想要探索性别和其他社会身份的交叉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如何通过媒体的表征体现出来的。这个问题通过性别表征，指向了媒体的性别表征的社会影响，即性别身份，和LSE的GMC的核心关怀是非常匹配的。H同学关注的性别议题，是来自于对于性少数群体的亲密关系的关注，以及这种亲密关系是如何在电影这种媒介形式中被表征的。H同学对上述议题的关注也是为了讨论媒体的性别表征与异性恋以及男性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关系。
通过对于电影和电视文本的分析，文书展现H同学洞察到了当代媒体创作鼓励观众以酷儿甚至后酷儿的方式思考，解构了男性主导或者异性恋主导的主流观点。但是文本绝不是H同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最终的落脚点是社会中新型亲密关系的出现，电影中的表征与LGBTQ的关系。
除此之外，文书还呈现了H同学通过参与组织电影活动，提升公众对于性别议题的认知，这就是涉及到权利人士如何利用媒体影响大众的性别身份的认知，以及受众如何接受影响。所以，H同学呈现出来的人设是一个具有对媒体的性别表征和性别文化、社会影响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ta对于性别与媒体的理解没有停留在文本层面，而是不断与性别意识形态、受众接受、LGBTQ群体产生勾连。
J同学的PS描述了J同学在电影中对于同性恋之恋的兴趣家居设计工作室。ta陈述自己未来想要探究的议题：那就是性别和其他社会身份之间的交叉性，并从比较的角度审视媒体政治。尽管J同学本科期间的训练内容是和表征高度相关的，即将电视节目和电影置于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并运用符号学和话语分析来剖析它们的语言、视觉和听觉表征。但是可惜的是，随后PS没有就“语言、视觉和听觉表征”的训练，与自己的申请研究兴趣建立联系。
另外，ta提出的问题落脚点是酷儿研究、同性恋群体，电影只是作者观察酷儿文化的一个通道而已。但是，ta没有反思到电影内容如何影响了同性恋群体，对其性别认知和行为产生何种影响。PS多是在孤立地谈及性别问题，而媒体在性别问题中的影响方面并没有被讨论到。
J同学的本科背景、受训经历以及兴趣是比较符合项目定位的，但是可惜的是文书未能展现出J同学的核心关切是性别问题在媒体的表征，以及媒体如何参与了性别文化、社会变迁的再造。换一个角度讲，虽然J同学本科背景是传媒，但是ta似乎对于传媒的兴趣并不浓厚，其展现出的对于性别问题的深刻理解更能体现ta的真正兴趣。
招生官或许也嗅到了ta的真正兴趣在性别，遂在拒信中建议该申请者更适合申请LSE的Gender(Sexuality)项目。
首先，H同学PS呈现出的对于性别和媒体表征，以及媒体如何影响了性别的意识形态等问题的深刻理解，呈现出对于性别和媒体文化方向的比较强的动机。而J同学虽然在PS中多次提及表征，但是所设定的研究问题和性别表征并无关联，选取的过往经历并未紧扣住GMC主题，造成失焦。
其次，H同学PS中描述的媒体的性别表征研究是社会科学的路径，例如指向了异性恋意识形态、LGBTQ群体新型亲密关系等，还有作者本人如何利用电影节来讨论和性别有关的议题。
J同学在PS中提及电影，往往是为了描写电影中的性别故事，电影在J同学的PS中充当的是背景板的角色，并没有意识到媒体中的性别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综合来看，无论是研究问题与项目的匹配度，还是素材的选择，以及论述的严密性等方面来看，H同学能申请成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呼应文首的问题意识，“LSE的GMC的录取率极低，是第二难申请的专业”，本文超越了留学目前的“描述性框架”，建立一个初步的”解释性框架“以回答为什么LSE MSc GMC是难申请的专业。
首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于表征这一文化研究的概念理解不足，以为仅仅是停留在文本层面。文化研究的建立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为了回应文艺批评在解释权力关系以及不平等方面的解释力不足。因此，霍尔对于表征的研究，是从文本（texts）走向社会（society）的典型代表。表征并非是一个线性过程，不同的表征之间有着斗争，表征与受众之间也并非是简单的”施-受“关系，因此表征是一个解构社会过程的一个perspective，一个lens。
其次，对于LSE的MSc GMC的核心知识关怀的解释，我们援引Carter C and Steiner L (eds) (2004) 以及Boellstorff（2003）以说明，GMC的核心关怀确实不止步于gender in media的文本层面，而是在此基础上会进一步以社会科学的路径去理解受众与media texts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中的阐释、意义再造与抵抗等等。
同时，笔者也用LSE的GMC与牛津大学的WGSS两个项目的course aims的描述进行比较分析家居设计工作室，区分人文和社科路径不同项目之间的知识任务的差异所在。
至于回应”中国学生的难“的面向，笔者认为与国内大学在性别研究的学术教育有关，因为其并无明确区分人文和社科路径之下，对媒体与性别的交叉研究，应该问何种不同的问题意识。这或许就是中国学生在申请GMC表现出”难“的操作，以及出现”难“的结果的一个可能的制度性根源。
但是，对此论证，笔者也相当谨慎，只能以前来摆渡学人咨询同学的研究经历、以及结合笔者受训于中国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部分经历、并综合中国知网的学生发表来进行初步判断。需要明确的是，笔者对于人文和社科视角研究性别于媒体，并无任何方法论上的偏见，这也不是一个对于两者科学价值的高低判断。这只是为了说明，申请带有明确不同学科取径的相似硕士项目，我们需要”以终为始“，根据所申请项目的特征以反向建构pertinent的问题意识。
最后，笔者也分析了录取案例和拒录案例，是如何契合本文所建立的解释框架当中所涉及的结论：LSE GMC之社会科学取径。为各位留学申请学子，提供一个留学申请的实操流程：通过阅读来理解项目，并以此判定项目适配度以及申请文书当中的知识动机建构。
在此，再次重申本文的贡献，在于突破留学界对于LSE GMC申请结果现状的”描述性框架“，以”解释性框架“增进留学界对于LSE GMC的理论脉络以及申请实践的理解。此外，本研究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未来研究“（future research）的相关问题如下：
1. 本文初步证明了为什么LSE GMC难申请，难在何处，知识落差和制度根源可能在何处，但未能证明为什么是”第二难申请“，需要后来者继续追踪研究。
2. 本文在梳理性别与媒体的研究脉络中，未能进一步深入剖析，对于现有性别研究的重要理论论辩（theoretical debates），媒体表征会对其产生何种贡献，以证明此次领域在性别研究的大领域中所处的位置几何。解决此问题，也能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media and gender“这个性别的次领域的学科以及LSE GMC的项目建制的正当性（legitimacy）。
3. 对于表征理解的一章以及录取案例分析的证据，笔者未能规避”文本决定论“之嫌。对于不同媒介文本的性别表征之间的话语斗争，何以在同样的受众当中被解读和接受，且何种媒介话语会占据优势地位，本文缺乏相关论证。换言之，媒介形式的不同何以影响到性别身份建构的强弱效果等等比较性的研究，着墨不够。笔者论述不足之处，又恰恰是社会科学对性别研究非常重要的研究设计逻辑。
最后的最后，各位读者，如果你们还想进一步了解性别和媒体的交叉领域是怎么做研究的，推荐阅读以下两门书，这两本书的作者均在英国的大学任教。
学者Rosalind Gill看到了当代媒体建构的性别形象越来越多样化，且这些性别形象之间也彼此矛盾，例如一方面关于理想化的男性身体的讨论在媒体上暴露增多，另一方面对女性身体的重新性化同样被关注，她撰写并在2006年出版了《性别和媒体(Gender and the Media)》，而这本书也是LSE的MSc Gender, Media and Culture的重要必读书目。
Rosalind Gill教授曾经在LSE的跨学科性别研究所(Gender Institute，现在已经更名为Department of Gender Studies) 任教10年，2013年开始在伦敦城市大学任教。她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学、性别研究、媒体与传播，并在1991年于拉夫堡大学获得了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
这本书试图分析西方社会媒体中当代性别的表征，及其混乱的矛盾性。它特别关注近年来媒体的性别建构如何因女权主义批评和更广泛的社会变革而发生变化，为此，作者详细研究了五种类型的媒体及其变化：新闻、广告、脱口秀、杂志以及当代屏幕的爱情故事。它不仅涉及女性的表征，还涉及男性气质的建构，以及如何描绘当代性别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媒体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男性身体色情图像？我们该如何看待年轻女性杂志中从浪漫话题转向性和名人话题的转变？脱口秀节目是否正在重新划定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
如果你想要了解特定的媒体形式，可以有针对性地找里面的章节，有广告、电视、电影、肥皂剧、摇滚音乐出版相关的性别问题研究。如果你想看讨论哪些性别问题，可以看到不同章节有讨论女性气质（femininity）、性别与暴力、男性气质商品化等。
要让申请材料更加匹配GMC的要求，一方面要选择合适的媒体形式和性别议题，并且对于媒体内容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要进一步地思考性别表征的来源和社会影响：谁创造了意义，意义如何影响社会行为。
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需要考虑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等因素，将性别与媒体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思考。
建议各位留学申请学子：人文社科的申请，以学术知识作为支撑，理解项目且认识自己，不把留学申请的话语与学术界的话语体系割裂开来，以最精准的知识动机去申请项目。
申请过程中，多读书，多读与拟申项目的知识关怀所在学科领域pertinent的文献，总不会错！祝愿各位在2024fall的LSE GMC申请中，蟾宫折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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